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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知青追忆青春岁月直言忠字舞再难跳出当年

2018-11-30 21:19:57

老知青追忆青春岁月 直言忠字舞再难跳出当年味道

曾经的知青在博物馆里拍照留念。  与“明星知青”那些充满豪情壮志、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,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来自另外一个角度。 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“知青生活馆”,这种记忆被隐藏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:知青情况审批表、光荣证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、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……而它们的主人,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“成功者”,而是知青中那些普通的人们。 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,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“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”,无论它们“是彩色还是黑白”。  “对于全国1776万名知青,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。”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产商人说。  事实上,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,很多人的确觉得,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,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记忆,仿佛从另一个角度“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”。 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,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 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,满满一面墙的“非正常死亡知青” 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。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,很多人在这里“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中沉重的部分”。  在此之前,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、浪漫、甚至荒诞的经历: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而自豪,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,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,自己一定嫁给他。  相比之下,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,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。  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重要的位置上。“对我而言,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。”他说,“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,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平等的。”  这样的“民间视角”,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。2004年,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,投资2亿多元,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,建造“知青博物馆”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。不过,等他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,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。  “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,但评价也非常复杂,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,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,” 樊建川回忆说,“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来把握这个主题。”  终,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,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:青春。  10月16日,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中,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,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。目力所及的范围内,整个场馆的墙壁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。在这座“绿匣子”里,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。  在这里,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,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,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。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,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:“学英雄,见行动,彻底埋葬帝修反,红心支疆心不移,愿把青春献于她。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,时刻听从党召唤。”  “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。”老人说着,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来。  前来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共鸣。他们大多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,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小异:繁重的体力劳动,简陋的生活条件,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。  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,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。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,着名导演张艺谋、曾被评为中国“首富”的刘永好,成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。  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。知青们自嘲“公社化的时候下乡,城镇化的时候下岗”,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,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。  甚至,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,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。根据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,从1974年到1979年,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,原因大多是事故、打架,或者边境战争。  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:“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,也有锻炼,既有堕落,也有苦难。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,像万花筒一样丰富,五味杂陈。”  在博物馆中庭的天井里,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。他把老知青捐来的几千把镰刀、锄头、犁耙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,又在中间撒了很多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。  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中得意的作品之一。“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。”樊建川说,“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,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。”[1][2][3]下一页博物馆的理念就是,我们不说话,让文物说话  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,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“博物馆的理念就是,我们不说话,让文物说话。”他说,“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。”  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,知青运动始自1953年《人民》社论《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》;1955年毛泽东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中提出,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,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着名的口号。  从那时起,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,共有1776万城镇青年中止学业,来到农村。“当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,”樊建川说,“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。”  不过,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,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:为了未来收藏教训。  樊建川希望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描述这种教训:经济不发达,城镇无法承担人员的衣食住行,于是这些包袱被丢给了农村的集体经济。“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,必须大力发展经济,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。”  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:不会做饭,不会干农活,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……  他还记得,1975年,当自己高中毕业,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,尽管家长都“心里明白”,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怀。等到真正来到农村,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,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产生一种“不寒而栗”的感觉。  “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,知青是一个规定动作,我们没有选择。”樊建川说,“因为政策的不合理,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,而是反方向运动,终固化成了社会的悲剧。”  在知青生活馆,这些“教训”有些来自那些名人的展品,比如作家史铁生的手稿,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。但更多时候,这些“教训”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相关的展品传递的。在博物馆“知青磨难”的区域,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,而在博物馆的门口,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,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早逝去的生命。  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的: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中,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,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。在那之后,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云南,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,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。  如今,这座被命名为“粉·焚”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。“在四川话中,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作‘粉子’,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。”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。  有人评价说,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“不可名状的力量感”;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,他把这座作品放在门口,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“打个招呼”。前一页[1][2][3]下一页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,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 不过,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,这样的“基调”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。在一场活动上,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、寄托哀思的时候,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。  “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。”这位老人说着,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,“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,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。”  在参观结束后,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,知青生活馆的展览“太压抑了,不能激励人”。 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,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“青春无悔”还是“青春有悔”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,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。  事实上,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,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“做减法”。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,希望“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”。  “你会发现,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。”他说,“有人夸大苦难,有人夸大欢乐,有人夸大成就。” 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,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。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,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,表演当年知青“原生态”的节目。可在演出中,他发现,同一个知青,同样的忠字舞,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“假”,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。  “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。”樊建川叹了口气。  他常常觉得,知青们似乎很刻意地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一些记忆里。比如当年有特色的“对口词”,在这一回的演出中,没有一个知青愿意表演。相比之下,大家都爱唱一些更加“新时代”的歌曲。这位原本希望“展现知青生活原本样貌”的老知青只能安慰自己,“变化也是记录”。  作为曾经的知青,樊建川坚持,知青运动的确造成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、伤亡和牺牲,但它也“的确培养了一批人”。  “我们不能违抗大命运,但我们这代人也并没有垮掉,在适当的时候挑起了整个社会的担子。”樊建川说。在他看来,正是因为在知青运动中被“过早抛入社会”,知青们大多特别能吃苦,对社会的洞察力特别强,心胸也特别豁达。  他更加相信,在“50后”的知青群体之后,“60后”和“70后”们,可能很难找到一种纽带,把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。  “知青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。”樊建川说,“我们被集体强制抛入另一个轨道,经历了同样的无奈,大家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。”  作为其中的一员,他也希望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中,“真实冷静地”反映知青群体承担的、来自国家不可抗拒的命运,并且“记录命运大潮下每个个人的悲喜哀乐”。  他常常体会到紧迫感。“知青正在加快速度走入历史,如今已经年届60岁的知青们,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。”樊建川说,“我们有把真相留给后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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